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以首善标准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孙军民
结合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实际，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深刻感悟到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进一步坚定了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信心决心。
第一，筑牢思想根基是文化建设的根本要求，必须坚持以文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习近平文化文选》深入阐释加强理论武装的重要意义和方法路径，强调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我们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京华实践，推进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分众化精准化宣传宣讲，引导干部群众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针对党员干部，打造京华实践教研中心，贯通理论与实践，培训学员5.8万名。针对青年群体，开展“‘京’彩文化 青春绽放”沉浸式思政课，组织一线科技人才、大国工匠走进高校宣讲，覆盖大学生50余万。针对新就业群体，创新思政载体，600名网络大V首次走进北京市委党校课堂，快递小哥研学“新学路”，积极投身首都建设。我们体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科学理论，蕴含着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必须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见行见效。
第二，培养时代新人是文化建设的价值旨归，必须坚持以文化人，涵养首都市民文化品格。《习近平文化文选》收入多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著作，鲜明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和基本途径。我们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不断提升市民群众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推动创建文明城市向建设城市文明转变，健全好人好事发掘宣传激励机制，50万名“北京榜样”覆盖各行各业、融入城市治理，首都社会好风气温暖人心。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创新举办“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调动平台和网民积极性，涌现正能量作品60万件，累计阅读量185亿次，以时代新风塑造和净化网络空间，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我们体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要求，必须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首都现代化建设凝聚精神力量。
第三，提升文化软实力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以文润城，厚植大国首都文化底蕴。《习近平文化文选》系统论述“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刻阐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实践路径。北京作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有力见证，传承发展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不断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坚持“老城不能再拆”，巩固中轴线申遗成果，高品质建设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让世界更好了解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用好首都红色资源，深化建党、抗战、新中国成立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协同发展，今年接待观众914万；开展“博识铸魂”活动，每年20万中小学生到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受“四史”教育。我们体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坚定的文化自信，必须释放北京古今交融独特魅力，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首都贡献。
第四，增强群众获得感是文化建设的出发点落脚点，必须坚持以文惠民，形成繁花似锦的首都文化气象。《习近平文化文选》贯穿文化惠民理念，体现着文化建设植根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深厚情怀。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时强调，“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为首都文化建设进一步指明方向。我们丰富高品质文化供给，推进演艺之都、博物馆之城、书香京城建设，北影节、百花奖交相辉映，文明起源、文明互鉴系列展览荟萃文明瑰宝，春秋两季书市让书香溢满京城。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办好北京文化论坛、中国新文创市集、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拓展文商旅体展融合深度广度，培育“超现场”等文化新业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1.6%。我们体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主线，必须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文化主体性理论的确立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 李文堂
读《习近平文化文选》两卷本，深感文化主体性理论贯穿其中，可以说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核。这一理论有一个形成过程，从思想意识开始，到文化自信理论的破题建构，再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提出文化主体性概念、阐明其科学内涵，逐步深入。理论概念晚出，但思想意识早发。
从第一卷开头几篇就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阐释“中国特色”要从文化上做到“四个讲清楚”，等等。这些重要观点、重大论断一出来就具有鲜明的文化主体性意识。
文化主体性意识上升为一种自觉的理论，有一个破题建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随后聚焦文化自信和核心价值观建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以问题为导向，如世界文化激荡、文化软实力、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独立性、文化基因、文化血脉、文化立场、文化创造力等问题，深入思考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这些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内涵。其中文化自信是关键，其问题意识最鲜明，现实针对性最强。只有建立起文化自信，才能进一步推动当时社会已经开始的中华文化自觉，也才能进一步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文化软实力。反过来，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也能增进文化自信。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究竟怎么建立？怎么坚定？根本依托什么？一是要寻根溯源，推动文脉自觉；二是要立足实践，推动文化自强；三是要保持文化理想，坚守文化立场。这三个方面，正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文化主体性是一种具有文脉自觉、进行自主创造、形成一定文化立场的自我意识。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做了大量理论论述，集中体现在第一卷中，在第二卷开篇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了总结。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获得了历史与实践相贯通的阐释：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再次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正是在文化自信建构过程中，强调寻根溯源和实践创新两个维度，推动“两个结合”的思路逐渐显现出来。但也正是在建党一百周年“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提出来之后，才有力推动了文化主体性理论的进一步建构。因为，推进理论创新，就必然要搞清楚“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究竟如何可能、产生什么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之前已经提出“内生性演化”“内在道理”“激活”“高度契合”等概念表达“第二个结合”相关内涵，在此基础上，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提出了文化主体性理论。
“结合”不是“拼盘”，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它的基因是中华文明的，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中被激活，也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有根的“文化生命”。这种文化生命体，就是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具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意识，一句话，具有文化主体性，它总是立足当下生命实践，在历史记忆中理解自我，扬弃自我，实现自我更新，保持自身文化信仰。任何一种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两个结合”既立足实践，又植根于历史，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也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文化主动。
文化主体性理论，是对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原理性成果。它的确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个体系就有了理论内核。文化自信、核心价值观、“两创”、文化遗产保护、自主知识体系、文明交流互鉴等思想，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犹如一子落地，满盘皆活。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就要在世界文化激荡中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同时推动不同文化主体平等交流互鉴。
流量时代文艺如何“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文联副主席 高世名
《习近平文化文选》的出版，对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文选》中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极富生机的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今天，文艺创作生产正在被流量经济重新编码。如果我们对这个编码过程缺乏清醒判断，“以人民为中心”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置换为“用户中心”。
现在，虽然大多数人民群众都是网民，但“人民”依然不等于“用户”。“用户”是平台给人贴的标签，“人民”是历史和政治赋予的主体位置。“这个用户想看什么”，指的是消费偏好；“人民需要怎样的文艺”，探究的是时代的精神状况。前者只要反馈数据，后者必须用立场、观察、理解与共情来作答。
在流量经济时代，如何感知民意？最简单的是看数据，哪个作品播放量高、哪个话题上了热搜、哪条视频点赞过千万？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意，但其背后也有算法推送、流量分发、平台运作。更重要的是，在海量信息的统计中，网民往往只是作为信息反馈者和数据流。平台系统所感知和预测的是用户的行为轨迹，而不是人们的生活，更无关每个人的内心。这样的数据反馈包含着算法的回声，也包含着被数据推流所放大的情绪共振。但是，它不包含推理，不包含辩证，甚至不必包含理解，更不在乎一个人的感而后觉、因感而动。
人民不是一组反馈数据，而是有体温、有来历的人。数据能显示一首歌在某个县城播放了十万次，却不能告诉我们，在那个县城的工厂宿舍，一个打工者听到这首歌时想起的是哪一年、哪件事、哪个人。这些，只有坐到他旁边，听他慢慢说，才会知道。同样是网民，一个靠流量吃饭的博主，一个刚学会用手机跟远方子女视频的农村老人，一个在算法推荐里反复刷到同类内容、慢慢失去判断力的孩子……他们与技术的关系、他们被平台塑造的方式，完全不同。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标准，但今天的状况是“算法在推、流量在追”，我们要更加审慎理解这个标准的内涵。“喜闻乐见”是人民群众真实的精神需要和审美趣味得到满足；流量热度却是指注意力经济下，产品在单位时间捕获多少点击、多长停留。当成千上万的点赞与转发装扮成“喜闻乐见”，我们很容易把一时热度误判为人民的意愿和需求。这甚至反过来影响创作本身——写作者为上热搜而写，导演为算法偏好而拍，整个行业开始以“数据证明自己”，慢慢向流量投降。
数字技术把表达工具和渠道开放给亿万普通人，催生出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这是平台的重大贡献和历史的巨大进步。新大众文艺的价值，是无数普通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始自己的艺术生活，核心是人民从文化消费者转化为创造者。但在娱乐工业高度发达的流量时代，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点击量当成人民投票，不能把一时热度等同于群众的“喜闻乐见”。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真正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不是一个实时刷新的数据看板；人民成为创造者，更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辩证、需要反复对话的社会过程。我们要建设起更丰富、更清新的大众表达和沟通渠道，推出面向大众的优质文艺创作，也要看得见那些数据不亮眼、但真正有艺术含量和精神厚度的作品，让真正属于人民的价值从流量中脱颖而出。
新时代文艺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文艺，不能在文艺界空转，更不能脱离人们真实的生活处境去空谈美和创造。要让文艺成为人们建构自我、改造现实、塑造共识的力量，而不只是提供消遣。那人民在哪里？人民在网上、在工地上，在田埂间、在写字楼里，在迁徙途中，也在收送外卖的路上。文艺工作者要在网络和现实之间、数据和田野之间、民间和专业之间，重建自己与人民的真实联系。我们的任务，是把反馈者重新变回实践者、把消费者重新变成生产者，把被数据化的“用户”重新转化为能创造的人民——《尚书》“民惟邦本”的政治伦理、梁任公所谓“以群术治群”的组织意识，是我们的本土思想资源；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我们的行动指南；发展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是我们的实践路径。在今天这个数字智能时代，文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以直面问题、深入现实的系统实践，让平台经济的“被编码之众”重新成为“能群之民”，重新成为那个创造自我、创造历史的人民主体。
立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把握“第二个结合”必然性
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 张 梧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原创性概念。《习近平文化文选》展现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发展史，越是深入学习，越认识到“第二个结合”的内在必然性。
“第二个结合”具有理论必然性。
马克思认为，原子化个体作为资本主义的必要前提，是经由基督教千年教化、特别是新教改革的西方文明独有产物。而中华文化“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是“非资本主义属性”，蕴含朴素社会主义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契合性；二是“前资本主义属性”，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互补性。
“第二个结合”更具有历史必然性。
工业革命后，机器化大生产全面替代小生产状态，劳动者与劳动资料普遍分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空前对立。于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决裂”，其中之一是“与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里的“传统的观念”特指资产阶级观念，而非泛指人类优秀文化成果。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欧资本主义出现一系列新变化，无产阶级运动变得异常复杂。马克思生前仅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留下了第二、三卷手稿。《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章“阶级”，马克思仅留下耐人寻味的半纸残篇。他晚年的精力转向人类的古典时代与遥远的东方社会，寄希望于东方革命反过来引爆西欧社会。
列宁填补了马克思的空白。资本主义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必然谋求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必将引发发达国家与殖民地的矛盾。列宁创造性地把《共产党宣言》中发达国家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在东方，民族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时代形式，马克思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深度结合成为历史必然。
如果说列宁论证了革命中心为何从西欧转向东方，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则破解了“历史之谜”：资本主义极其薄弱的古老中国为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答案正是“两个结合”。外有帝国主义压迫，不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许中国与列强平起平坐，这激发出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倒逼出五四运动的反帝旗帜，砥砺出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内有中华文明支撑，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确实不足以支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深厚的文明传统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文化土壤与人心根基。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
客观历史进程决定了，“第二个结合”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也必然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火花。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概括和深入阐述“第二个结合”，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理论飞跃。
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同各国具体实际、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应当具有民族的形式，同时也应具有民族的内容。这就在客观上要求马克思主义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真理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这就必然要求以“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正如恩格斯所说，“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同样的道理，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第二个结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 人民日报 》（ 2026年10月19日 07 版）